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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到雨伞运动:以喻荣军及黄碧云剖析群众心理学、民主与政治自由

浏览次数:551发布时间:2020-06-17 11:42:35文章分类: N生活记

注:本文的英文原文曾在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于2016年6月2-3日合办的「文革在今天」(Cultural Revolution Today: Literature, Film and Cultural Debates)研讨会上作口头发表。本文作者希望藉此向筹办研讨会和出席听讲的诸位致谢。

译/叶梓诵

关于文革时期群众动员的极权性质,舆论早有牢固的看法,然而其对当代的意义则未有清晰的解释。我们依然记得,雨伞运动期间,为了将雨伞运动和文革的恶名扯上关係,多次有人运用红卫兵的形象,斥责大众逾越程序的政治实践,甚至否定民主政制作为一种可行的管治方式。不过,这个现象并不新颖:有些人依然记得,2007年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曾于烽烟电台节目中表示,民主推向极端,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后果。而且,这样的言论也非孤例。去年,李国章将示威抗议他接任校委会主席的香港大学学生,比喻为红卫兵,至今我们仍是记忆犹新。

这一些修辞戏法,自然引来了猛烈的批评,痛斥这些怀疑论者对民主的理解有多错误。然而,这些反覆出现的言论似乎确认了,在当代中国,文革所代表的形象依然与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扣连在一起。这种政治意识,偏好以独裁帝政主义管治政府,认为社会秩序应不惜一切维持——理由常以「有效治理」为名,而且通常以它愿意授予的消极自由把统治合理化,犠牲市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不过,这种扣连到底是否单纯因为大部分人无法理解人民主权与民主政治的原则——即这些人因为概念模糊,也是既得利益者,不知何故竟作出如此结论?抑或,这种扣连倾斜地折射出,一个因一段极权主义历史而重塑的国家,其中人民分享的民主经验有一些微妙之处,而这些历史后遗的真相至今仍未有人检视?这些经验会如何影响他们对时事的判断,最终又对民主作为政治的完美形象有何想法?

本文将集中讨论三部作品,包括中国内地剧作家喻荣军的剧作《乌合之众》,香港作家黄碧云于九十年代初以中国文革期间及其后为背景创作的短篇故事〈双城月〉,以及她于雨伞运动间撰写的文章。在作品中,两位作家各自表现出对文革和雨伞运动的反思,以同样的视角批判两件事件中因政治环境而引发的群众举动,虽然两位不曾点明两件事件有共同之处(有一些解读认为喻荣军指出了这点,本文则将表明,喻荣军的剧作演出版最终并未点明这点)。不过,本文也会指出两位作家如何偏离挪用文革的反民主论述,并且批判地点明,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与极权主义对立)可以保证人有政治自由,这一种自满的看法有何缺陷。因两人的地域分别,本文认为,撇除两人政治观的分歧,他们的作品不能按中国-香港或中国-华语语系这些界分轻易分割。

《乌合之众》首演于2015年香港艺术节,是大会委托的作品之一,雨伞运动就在上演数月前完结。《乌合之众》的重要性,不仅因其是一位植根内地的艺术家对雨伞运动的早期文化回应,也是因为这个回应铭刻在一个同时观照毛泽东管治时代的视角之中。剧作开场,描写文革时期,有一队红卫兵于重庆伏击敌对阵营以示效忠毛主席,敌对阵营的红卫兵丁建国意外开枪,流弹结果杀害了主角王国庆的母亲。整部剧作讲述主角王国庆一生的事件。文革落幕后,丁建国被判有罪,入狱三年,不过王国庆认为判决并未伸张正义,一直没法走出伤痛,只执意复仇。丁建国刑满出狱后,王国庆无法确认他的行蹤,只找得到他的儿子丁立明。丁立明此时已成了法官,王国庆心想,如果对方是个好人,就放过他,不过丁立明腐败贪污,也有情妇。王国庆搜集了他的罪证,向局方告发,但是警察怕把重要官员拉下马,拒绝受理他的案件。于是,王国庆将争议影片上载至微博,影片广为传播,一大群愤怒的网民要求将丁立明免职。同时,在雨伞运动期间,父亲丁建国突然请王国庆到香港,让他复仇。丁建国把枪递给王国庆,希望结束这场冤冤相报的循环。然而,王国庆最终开不了枪,隔天他又发现,雨伞运动的群众一夜间散去了,现场只剩一位清洁工,向主角与观众给予教训:「活着本来就不容易,别尽跟着瞎起鬨啊!」(剧本原文)

剧本的印刷本中,喻荣军称剧本除了受真实事件启发,也受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大众心理研究理论启发。不过,后来剧作于德国上演时,喻荣军则透露他是在写好剧本后才接触勒庞的作品的。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喻荣军承继了十九世纪对「大众」的偏见──这一种理性主义的架构,将有自觉、独立自主的个体,与非理性、易受影响的大众对立起来,除了勒庞以外,及后佛洛依德也採用了这个架构。在剧作的表述中,文革与红卫兵的暴力,并不是某些特定人为错误的后果,而是源于主宰群众行为的心理法则──强加的一致性、党派主义、教条主义,以及责任分散。

喻荣军剧作中描写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被迫与社会的这个面向妥协──整套剧作描绘各种群众行为的模式时遍布细节,甚至涵盖主角用以复仇的网路群众。然而,当中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因一个更基础的僵局而起──文革引致的种种恶行,规模之大,没有人能保有清白之身。这种群众的歇斯底里带来的后果,就是将「法人」的身份摧毁了,连带个人的问责性也被咒逐。主角眼见法庭轻判杀害自己母亲的兇手,心里失望,他的父亲,当时也曾是红卫兵,见事也默默赞同,表示「所有的人都……疯了。」这「务实」的理由,背后其实将内在于群众中的不法性合理化了,这种力量只服从于多数决的原则,而不承认其他权威。最显而易见的损害,就是摧毁了法律制度的廉正形象,缺了这点,主角若想追寻公义,也就只能向群众索求了。虽然喻荣军有兴趣探究「群众」如何无可避免地侵入政治及社会层面并威胁个人特性,却也不经意地揭示了,中国现有法律系统的运作不良,起源实是来自文革全盛时期的大众政治。

不过,那些自以为是的红卫兵于公共领域展示的群众暴力,对喻荣军而言问题更为沉重,他将之与个体的「自由」精神对立起来。剧本的印刷本有一段开首语,喻荣军在其中表达了对人民主权的不信任(或者按他的话来说,「将不受制约的权力赋予人民」),并将「过度的民主」视作一种可与独裁相比的力量,足以「摧毁国家」。不难推断,红卫兵运动正正具现了他所声讨的「过度的民主」;至于他是否要揭示雨伞运动也有同样问题,则并非那样清晰。剧作中,雨伞运动与文革的相似之处,仅止于其海报与口号,而主角眼中见着只觉得「滑稽」,两者的比较仅止于此。他描绘的雨伞运动,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明显大相径庭──舞台上,事件是偶发的,仅仅是持续一晚的事情,事实上雨伞运动却是香港史上历时最长的群众运动。为求提供充足的证据,支撑自己对大众的蔑视,喻荣军只能犯上这一重「错误」,然而轻视如此基本的事实,则揭示了他无力理解大众无私的一面,即其既可变成恐怖的先驱(一如红卫兵的情况),但在紧急状况中,当一切的制度失效(如微博上那些怒火中烧的网民,我们甚至可以说,以至雨伞运动),大众又同时可以是保存道德权威的最后之地,虽然或有一定缺陷。

《乌合之众》对群众力量的矛盾心理,似乎已经超越了喻荣军个人所遵照的勒庞分析框架,剧作结局尤其能说明此问题。结局共有两个版本(可能是由导演邓伟杰所改编的),在剧本上,剧作以一位演员断言「我要是一个人,就好了。」作结,而于演出当时(香港艺术节期间),结局则是由多位演员重複上述句子,直至最后一位改说「我要是不是一个人,就好了。」。相对于强调理性思考无可避免的个人主义倾向,上演的版本反而指出,如喻荣军般以字面理解勒庞有何危机——因为社会将由一个个独立而分散的个体组成,而社会亦会将个体逐步编制成「大众人」。显然,喻荣军在此不经意地说出了一种未成形的想法,指示我们可以怎样重新构想公共生活,而又毋需重複他对个人主义的确信。

现在我们转入黄碧云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文革的描绘也依循类似的轴线,聚焦于群众的非理性主义,不过她的写作也同样展示了一些少见的奇特之处。首先,黄碧云打破了认为文革相关的写作必须依从写实主义的惯例──及后阎连科也打破了这个惯例──在〈双城月〉中,她重新想像张爱玲《金锁记》中的反英雄曹七巧,将之改成一位军阀的私生女,于解放后幸免于难。假如张爱玲写曹七巧,是要藉她向传统中国厌恶女人的父权制报复的话,在黄碧云笔下,她就成了备受创伤的见证人,亲证现代化、共和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的承诺如何破灭,以至无法将这位悲剧人物导向她渴求的「新生命」并得到救赎,最后使她变得更为可怕。她在中华民国当过交际花,解放后,因丈夫涓生之故──此处亦暗暗指向了鲁迅作品──她找到了工作,在小学当教师,后来却被学生告发、批斗,疯狂的她将这种折磨与丈夫暴烈的性弄混了,丈夫是个人前恪守情规戒律的共产主义者。在她神经错乱的幻觉中,群众运动不过是无止尽的战争与暴力中的一小点,一切由罢买日货与国共内战起始。某程度上,黄碧云的批判更贴近佛洛依德而非勒庞,她将文革视为一种力比多式事件,当中无意识中色欲和侵略的欲望与令人不安的倒错交杂在一起。黄碧云选择不强调群众强加的统一性,而是强调群众有力量去解放个体这些潜隐欲望的表达方式。但无论如何,大众之所以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只是因为一个疯女人妄想而成的幻觉,而且一路重覆自身,彷如现代中国的原始场景,一个讽刺的符号,指示这些个人欲望虽然得以解放,最终却只会迎来无法得到欲求之物的结局。

我们可以看到,黄碧云历史主义的面向,令她同样也对雨伞运动抱有犬儒主义的质疑。雨伞运动完结后,2015年初她于明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阴天,间或有阳光〉,文中她以一种蒙田式的方法,将自己于巴黎的经验,与法国大革命和对时事的微妙评论揉合在一起。「一九九七以后,她没有再去过广场。后来的人,不大知道广场发生的事情。给佔领的马路,她去过,离开以后,佔领者很迷失。和谐广场,所有的革命群众和他们要杀死的皇帝一样,终归死亡。」在另一段她写:「广场的人们开始吵架。她老早便知道。路上的人,以为他们是当初与唯一。权力、贪婪、暴烈,从来不会离开人,也即是群众。自称理想主义者最大的罪行,是不愿意认识自己。我们从不理想,不可能完美。」现代历史中一再发生的群众暴动和雅各宾式处决,令黄碧云明白,现代自治的允诺其实从未有人信守──当被认为会是民主发端的革命群众也无法脱离党派之争和暴力,当「人民」该有的道德纯洁无法保证自己会比他们应当反抗的独裁者管治得更好,那幺民主为何会被歌颂为人类共有的理想?如此时刻,黄碧云邀请我们去质问,不仅是质疑革命政治何以自我加冕要为人民说项(这种政治与真实人民的距离无从收拢,使现存的民主政制显得假腥腥),也要诘问民主的可行性,因为自主的人民在实际行动中展现的真象已叫她幻想破灭。

黄碧云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自我怀疑,从不会在任何问题上作出定论。她的讥讽也自有其他更乐观的说法相伴,比如「那一个不存在的完美社会,你永远期待。」而她对民主审慎的怀疑,也必须连同她早期对马克思见解的关注,以至革命运动,例如古巴的运动,拼在一起阅读。话虽如此,即使我们将她自成一派的犬儒主义按其自身的逻辑理解,也不难发现,这种想法佔据的思想领域,与我们开初讨论的反民主意识形态大不相同。她对「过度的民主」有所焦虑,但不是因为要保存社会秩序,也并不完全是想避免个体堕入群体思维。她的焦虑,是要邀请民主主义者基进地质疑我们的政治实践,我们常假定民主与民众的公义是相同的东西,她则强调两者之间的差距。从这层意义上看,她与鲁迅相近,对一厢情愿的革命者都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心理,觉得这些革命者「正做着好梦」──相信现代的承诺终有一天会兑现。民主的激进主义太常信奉自而为是的革命信条,置身于一种黑白分明的道德世界,黄碧云在此正好见出革命变质的先兆,无论革命成功与否。

以雨伞运动挑起这场思辩到底公正与否,则该由读者自行判断。不过,无论是否同意,我们都可以肯定,黄碧云的忧虑,实是源自对现代民主历史的精密诠释,而其分析水平有当今政治评论中少见的高度。由黄碧云文章可见,文革并不包括于那套历史裏面,不过她应该会同意,雅各宾的恐怖统治与毛泽东的文革之间的相似之处实在耐人寻味,不能轻易忽视。两者同样关乎一种改变世界的激烈欲望,而归根究柢又与一般大众分隔开来,即使大众本是民主的命脉。在她而言,雨伞运动显然并未沦为恐怖统治,不过待雨伞运动完结之后,活跃份子声称要「伞落社区,深耕细作」,我们也就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承认香港的民主运动同样隐有大众与运动的分割。

总括而言,喻荣军和黄碧云也展现了他们对群众起义的见解,无论文革或是雨伞运动,也以不同的程度体现了群众起义。某程度上,两人都表示了对民主的怀疑,激进份子和示威者所描绘的民主的完美形象,两人都无法认同。两者相较,喻荣军明显倚仗一套影像,描画自由思想的个体被民主引致而成的群众混乱所威胁,黄碧云则更有力地强调了群众的「罪行」,实际上他们所排除的,并非个体的良心自由,而是所谓「人民」的多重性,皆因并非所有人都会得益于革命群众假装体现的民主普世主义。

希望以上的讨论,可以阐明喻荣军和黄碧云如何避开将雨伞运动包揽于极权主义式恐怖(即文革所象徵的事物)的圈套。就其本身而言,两人的作品并不反映那种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终归会变成文革式恐怖的意识形态。不过,两人都将群众视作社会性的病态形式,会危害思考个体及政治文化的健康,我们将他们二人拼读,似乎也可以提出一种有趣的思想,指向我们当代与这种意识形态有关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和民主政制,历史上一直相辅相成,此刻却渐行渐远。我们讨论的例子中,两者之间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个人主义的人类学假设又或自由主义奉若神明的多元社会观,与政治民主中暗指的集合主体的拉扯。精确地说,这㮔张力其实一直存在,然而二十世纪的体验将两者拉得更开。因此,要将喻荣军和黄碧云的作品置入语境,我们不单需要回头审视文革的论述,也要重新检视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理论关係,无论是我们的作者抑或反民主论述,也同样服膺于这种关係。

对我们而言,此处最有趣的是,极权主义动员群众消弭政治与社会分野的实验,倘一失败,就会迅速反弹,改而变成不信任人民主权的理据,呼召将政治以墙围住,留在某特定派系的官僚手中,社会方能顺其自然地发展。在西方的语境中,已有论者主张(如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人民面对这种战后的政治观,提出了反向的回应,助长了近年民粹主义的崛起,而这种回应正好重用了极权主义的部份元素。中国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反而巩固了一路盛行的强人政治心态,也就是邓小平式统治的内在特色。最直接的后果,正是现今的民意已不介意赋予领导人一种与霍布斯式主权者相似的权威,即每个个体同意放弃部份自己的权利,以换取国内和平和社会凝聚力。唯有透过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理解那些令人惊讶的理论何以声称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统治。同时,因为后邓小平的政治正是标明以提防文革促成的民众抗争为目的,同时将政治权力强势地保留在已无名声的共产党官僚体制裏面,我们自然不会诧异,这两个元素可以聚合结晶成单一的政治风格,同时斥责文革与民主,皆因两者都有一致之处,要将民众公意推上帝位。有意思的是,无论西方抑或中国,极权主义后的政治思想,都只选择性地应用了自由主义的部份原则,以作为应对民主的不知节制的对策,即使只属于放放空话的层次。

香港似乎夹在中西之间,佔了最坏的位置。雨伞运动轰动一时的失败,太清楚地显示出在政治问题上香港有严重的社群分裂。一方面,近来越加流行的本土主义,正在试行一种唯意志论的辩辞,呼召一个开宗明义以民族意志定义的集合主体,来支撑其争取主权的主张,尤其在旺角骚乱后,更被标誌为一种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建制派阵营则越为直白地表示他们对特区政府弱势的不耐烦,要求政府更为强悍地处理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并恢复社会秩序,同时也向中央政府吶喊助威,让统治派系把中央政府描绘成某种指导式民主的代理人(强世功一例众所周知)。严谨地说,双方都难以称为自由主义,不过两者同样有些论点,将自由主义的价值扭曲,以达致非自由主义的目的,正如极权主义也会把民众收编,求取最后会摧毁民主的结果。我们或会臆想,阅读本文讨论的两位作家,能否为现今的状况带来一点点改变,尤其是两人对这种由公共精神驱动的政治文化的沉思,罕见于整片政治舞台的讨论之中,令人遗憾;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些政治反思,必须透过我们这个所谓后民主年代的脉络去理解。

最后,讨论一下华语语系的相关问题。自其构想开端,「华语语系」已置入一种后殖民的想像中,代表那些被政治及文化中国遮蔽的汉语社群(有时也是被殖民西方所遮蔽)。早前,在一个华语语系研究的学术会议上,黄念欣以黄碧云为例,指出讨论香港文学时,我们不应忽略中国的因素。虽然黄碧云对共产及文化中国的认识,令她成为香港的一个特例,我们却不得不同意黄念欣的观点,认为华语语系的表述,可能会令这些「边缘」社群生产的文化作品难以理解,因为这些社群与中国这个国家有一种特殊的关係,虽然若即若离,却不容忽视。希望本文对喻荣军和黄碧云的对比,可以展示要表述这种经验关係,而又不会再次生出所谓「内部殖民」的问题,实在不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将黄念欣的论点再延伸一步,只要香港、中国甚至西方这些社会需要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下,为其国内问题争斗,包括个人自由、公共空间及民众的政治参与,那幺其相应而形式多样的文化回应,仍能容许相互对照和相互参考。有趣在于,这件事情证明到了廿一世纪初,无论西方抑或中国,我们的知识视野依然被极权主义的阴影笼罩。如是,文革的当代意义,不仅止于国内,更会影响世界。